救世新教《大學證釋》之《大學》改本研究 4

參、《大學證釋》之改本及其結構分析

從《大學證釋》對於《大學》經文段落的文字安排觀察，《大學證釋》對於古本大學的更動更甚往者，而對於經文更動的原因，《大學證釋》則有一套自圓其說的解釋。由是可知，就我們對於《大學》的認識，看到民間教派這樣的改動儒家經典，內心可能先興起一股不認同的主觀想法，然而我們觀看他們的解釋、說明更動經文的原因，則可以理解，他們對於儒家經典有其屬於民間文化的詮釋體系，因此本文想藉由其與傳統之綱領不同處，試著探索救世新教之所以更動《大學》經文的根本原因。

一、從綱領----「親親新民」談起

自從二程改訂《大學》經文，此後有關《大學》之改本不斷（註14）。我們觀看《大學證釋》的段落安排：全書綱領、明明德、親親新民、止至善、總結綱領、格物致知、誠意、正心修身、修身齊家、齊家治國、治國平天下，這樣的結構安排，基本上也是二程改本的典型結構的影響，而《大學證釋》的結構安排，主要則是受到程明道《大學》改本的影響。明道對於《大學》段落的安排乃是：三綱、三綱釋文、八目、八目釋文；《大學證釋》則是：三綱、三綱釋文、八目釋文，雖說其言：「當知綱領有四」（上冊，頁2），即明明德、親親、新民、止至善，然而其將「親親新民」連結成為一個標題解釋，就此觀察《大學證釋》全文的結構，基本上仍然維持三綱的結構；再者，將《大學》全文的段落分為十一個段落，基本上可說是朱熹對《大學》的分段方式，由此可見朱子學在民間的影響力（註15）。

《大學證釋》對於《大學》的結構安排，雖在程朱的典型之下進行，但是對於《大學》經文的改動，更甚於學界所作的更動。在《大學證釋》所列的四綱領中，可以發現，其中與傳統最大的差異在於「親親新民」這一綱領，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更動《大學》本文，最主要即在於《大學證釋》以「實用」的角度詮釋《大學》，在本文中一再強調：「聖人於大學所教，皆關身心力行，及家國人物，生息必要之道。」（下冊，頁５２）雖說〈大學〉一文在《禮記》中，本義本是為即將執政之人所作的文章，故而「大學之道」基本上是「為政之道」（註16），因此〈大學〉一文的本來用意即在「用」的層面。不過，自從宋代諸子以「性命之書」的觀點解讀《大學》，此後解讀《大學》者，已不離心性論了，而著重於「用」的觀點詮釋《大學》，可以說是《大學證釋》的特色。從這個角度審視其更動《大學》文句的因由，即可以了解何以在綱領中，凸顯「親親新民」，我們再看看《大學證釋》的作者，如何解釋其這般更動的原因：

明明德者，即堯典克明峻德也。親親者，即以親九族也。新民者，即平章百姓也。此三者，外見於行。……後人因文脫一親字，又脫在新二字，以其後有引康誥作新民之語，遂疑親為新頗見精思，不過遺卻親親，非儒教教義之全矣。（上冊，頁２）

蓋分述各目，仍按綱領先後，文意始順。且明明德各目，本為大學下手工夫，必先及之，而後次第於親親新民止至善各語，方見由近及遠，由粗入精，工夫自有一定，非可凌亂者也。（上冊，頁3）

【註釋】

（註14）在宋人的改本之中，程明道乃是第一位以「三綱八目」為主體，貫穿《大學》全篇的人。而程伊川對《大學》的結構安排則是：三綱、八目；三綱釋、八目釋，而伊川這樣的安排，則又引發經、傳之分的觀念；迄至朱子，則以「三綱、八目」與「經、傳」貫通《大學》全文，至此，《大學》的結構形式可說已發展完成。詳參李紀祥《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》第八章〈大學改本義理結構之解析〉，頁305 306。

（註15）自從朱子以綱目、經傳的結構改訂《大學》，使得後代對於《大學》的認識，幾乎是以綱目、經傳的結構閱讀《大學》，加以元仁宗皇慶二年（1313）以迄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朱子所編定的四子書成為國家策試取士的書籍，故而往後學子們對於儒家思想的認識，幾乎是以《四書》為初學之書，此一閱讀態度的改變，影響中國士庶社會甚深。由此可見，元、明、清三朝，朱子學之影響可以想見，是故錢穆先生認為，朱子先四書而後六經之舉，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旋乾轉坤之大力，見《朱子新學案》第四冊(臺北:東大圖書，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三版)，頁226。朱熹的《大學章句》將《大學》分成十一個段落，經一章，傳十章:釋明明德、釋新民、釋止於至善、釋本末、釋格物致知、釋誠意、釋正心脩身、釋脩身齊家、釋齊家治國、釋治國平天下。朱子於書末即言:「凡傳十章，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，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」見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（臺北:鵝湖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初版。）

（註16）根據鄭玄、孔穎達的注疏，則可以了解這樣的說法。鄭、孔二人對於〈大學〉的標題所作的解釋說：「名曰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。……此大學之篇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。」（《禮記》，十三經注疏本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頁983）可見其根本宗旨，乃是「論學成之事，能治其國，章明其德於天下」乃專為執政而言，因此在大學的時代裡，儒者治學主要是為了從政，所以「大學之道」基本上應該是「為政之道」若從原意考察，《禮記》經文所說的「明德」是指後天修成的德行，而不是向內體認先天內聖之事，應看作向外彰明自身美德的外王之事。據此，則「明明德」是為政者向外彰顯美好德行之意，較屬於「修身」以後的外王之事，不應與格物至修身這一段相繫，如此，則後人認同朱子所說「明明德」、「新民」與八條目之間首尾的對應關係也不成立了。詳參劉又銘《大學思想證論》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民國八十一年七月）頁20。劉先生認為《大學》乃出自荀學，並認為《大學》並不像朱子所說有斷簡或闕文之說，《禮記》中的原典，就是《大學》的本文，並無闕漏。

（續下期）